九十一岁那年，一位历史学家找到我，说我六十八岁时做的那个实验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完全由人完成的重要发现。我礼貌地听完，然后笑出了声。
不是笑他，是笑"完全由人"这四个字。我做了四十五年化学，没有哪一步是真正独自完成的。仪器是别人造的，理论是前人留下的，数据表是一代代人攒出来的，手艺是导师手把手教的。科学从来不像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纯粹。人、工具和知识，早就滚成了一团。
但他有一句话没说错：那个冬夜之后，某种东西确实结束了。
先说说我那四十五年。我能从真空泵音调的变化里听出泄漏，从烧瓶壁上第一批晶粒的样子看出一锅结晶坏了，能在所有测量都说"结束了"的时候，知道一个反应还值得再等一小时。这些本事一样都不在简历上。 它们是四十五年盯着物质看下来，留在身上的渣。
我年轻的时候，实验室是吵的。有人举着光谱图跑过走廊，有人在水房吵得面红耳赤，一个没成型的想法扔到桌上，会被七八个人轮流敲打。数学界也一样——利沃夫、维也纳、布达佩斯的咖啡馆，哥廷根围着希尔伯特的圈子，问题在人传人之间慢慢成形。
到我六十多岁，这些声音小了。系统能在一夜之间读完全部文献，提出假设，搜索巨大的化学空间，设计实验，操控机器人实验室，解读图像、光谱和印迹，再决定下一步做什么。曾经要十几个人在思考和实验之间来回跑的过程，现在几乎不停顿地自己往前走。人还在，人决定哪些病值得治、哪些问题值得问——但就连这种"品味"，也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机器开始学得会。 从提问到回答之间的那条长路，越来越不需要人了。
连最私密的时刻也搬了家。第一个愚蠢的问题，第一个说不通的类比，第一个还没道理的怀疑——这些东西曾经会溜进一个房间，被另一个人接住。现在它们被交给一台机器，机器立刻回答，而且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失去的不只是热闹。判断力、品味和标准，过去是在人和人之间传的。
这些系统我自己也用，而且佩服它们。它们解开了我原以为要耗掉整个职业生涯的问题，我不怀念那些被消灭的繁重劳动。我只是保留了一个近乎私人的习惯：偶尔，亲手把一个实验从头做到尾。
那个冬夜留在实验室，是为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。有一个反应，失败之前总会闪一下灰绿色。公认的解释是分解，模型说是分解，自动化系统跑了几千个相近的条件，没找到任何别的理由。我没有像样的理论说它们错了。我只是看了太多年失败的反应，觉得这一种失败，长得不像分解。
我还想起一件更久远的事。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教员，实验室的暖气烧不热，有一个特别冷的早晨，那种灰绿色好像多停了一会儿。这段记忆模糊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它当证据。但那天晚上，没有学生排队用仪器，也没有理由急着回家。我决定把反应再做一遍，温度放低一点。
我自己烘干烧瓶，称试剂，搭装置。头一个小时，什么都没发生。然后溶液变成灰绿色——这一次，它没有褪。我把温度又压低了一点。几分钟后，玻璃壁上出现一道细细的结晶线。我凑过去，看着它长。
后来有人问我那一刻在想什么。我让他们失望了：我几乎什么都没想。没有狂喜，没有"我发现了什么"的笃定。我主要在想，是不是污染了。 我把产物分离出来，打了一张谱，认定谱是错的，又打了一张。
凌晨两点过一点，我翻开仪器旁边一直放着的纸质笔记本，用蓝墨水写下一行字：
那个化合物牵出了一条被忽视几十年的反应路径，路径尽头是一族有工业价值的催化剂。别的实验室复现了它，理论家解释了它，自动化系统用我这辈子都做不到的速度把它的变体翻了个遍。几年之内，这个发现长得比那个冬夜的实验大得多。但没有人注意到，它被发现的这种方式，已经过时了。
所以历史学家来的时候，我笑了。笑完之后，我给他讲了另一种东西。
我说，有一种感觉，你们这一代人可能没有了。会有一样东西摆在你面前，还没有人理解它。 不是数据库里的一个问题，不是一个预测，是一个东西。而在你告诉任何人之前，有那么一小段时间——
我把两只手举在身前，像又捧着那只烧瓶。那种感觉，好极了。
如今世界上的实验室以我们那代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出产发现。曾经无药可治的病有了疗法，材料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撞上的，活了几个世纪的问题有时几天就解开。我不希望这一切退回去，一天都不希望。
消失的只是更小、也更难命名的一样东西：
我的笔记本后来进了博物馆，躺在玻璃柜里。大多数参观者匆匆走过。那一页没什么好看的——几个结构式，几行温度，几个划掉的数字，页脚一行蓝墨水的字。
——
注：本文改编自 Ashutosh Jogalekar 2026 年 9 月 30 日发表的文章《The Last Experiment》。Elena Varga 为原文中的虚构人物。